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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这次学习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在不到两个月期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响应习总书记号召，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上重要议程，纷纷召开了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主题的讲座、研讨会与论坛。对此，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的研究员专访贾文山教授，谈一谈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种种努力中存在的一些怪现象。

王羿欢：贾文山教授您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之后，全国各地也紧跟党中央，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到重要议程，召开了众多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主题的学术活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贾文山：嗯，是的。对于过去一个多月来全国各地就如何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出的种种努力我做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发现这些活动似乎没有做到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 我初步归纳罗列一下， 发现这些活动中至少存在十二大怪现象，与当事人商榷，供大家参考，希望引起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的注意，希望以后的活动真正做到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

第一，举办国际传播研讨会似乎没有设置专业性的门槛。5月31日之后，各大高校、机构纷纷举办相关论坛与研讨会。但是对参会发言人员似乎没有设置专业性门槛。也就是说专业人士应邀发言、非专业人士也应邀发言了。不严格地予以专业性把关的结果是，谁都可以或泛泛而谈，或说几句似是而非的话。而其它的传播论坛或者其它学科的论坛，邀请发言嘉宾大多是要有门槛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不仅思想性强，跨学科特点明显，专业性也很强。 没有专门系统研究或实践过的很难讲出点新的来。

第二，现在谈论我国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时大多数学者要么坐而论道，要么陈词滥调，大多都没有超越前人的观点。偶尔提出的新观点也并没有经过前期的调研，缺乏论证。 急匆匆举办一个论坛或研讨会，急匆匆组织一群人上阵纷纷都能说点什么，跟风、走形式的现象很明显。坐而论道的学者大多没有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没有写过外文报道或评论。许多学者大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真实的情况是，这些学者自己从未面对国际受众成功地讲过一个中国故事，也不打算讲，乃至不会用外文讲。每个人都上场用中文母语讲一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东西，看起来轰轰烈烈，仔细审视，发现空空如也。

第三，对西方经典传播理论不甚了解掌握，对小国，弱国，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一知半解，漫不经心。我们的国际传播主要难点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对西方经典传播理论却掌握很少。比如“国家形象”这个理论，现在提好像有点老套了，也不是国际传播领域里唯一的理论。但是如果一味地去谈国际形象传播，又没掌握对国家形象概念的界定，结果是无的放矢。其实我们应该主动去学习理解西方经典传播理论。因为我们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说服他们。因此，像在西方长期流行的经典修辞学、新修辞学，和叙事学等理论我们应该主动去学习。只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前提下得到这些传播理论的启发我们才能设计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总体策略、方案和技巧。当然我们了解他们的理论之后还要用批判的观点去看待，将它本土化，结合中国实际做出理论创新。

第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学术研讨活动缺少学术范式或学派间的思想性或学术性辩论。辩论在国外是很常见的形式，尤其在学术研究界。但是在国内却比较少见，可能是碍于面子什么的。但是通过辩论其实可以更深入地交流学术观点，对增强和改进我国对国际传播工作可以起到标杆作用。

第五，中国国际传播经历既丰富又曲折，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这些经验和教训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归纳，积累，形成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更不用说向世界做贡献。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一家媒体和新闻传播研究或教育机构设立我国国际传播案例库。中国国际传播学是一门特别复杂的，跨学科特点明显的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传播学科分支。如果知识和理论建构及其案例库建设跟不上去，每次国际传播都得从头开始。这样既浪费资源，更会注定再次失败。  

第六，我国大专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商业和人文社科类的翻译大军，但是真正能够既能翻译又能用外文创作国际评论或采写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思想家式的翻译，或翻译家兼思想家的人才却很少。翻译可以算作国际传播或交流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今在我国所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我们的翻译大军也应学会用外文撰写创作时政评论等文章，直接表达中国立场、观点与方案，以更快捷和更高效的方式影响乃至型塑国际舆论形态。

第七，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较少参与到国际传播事务或业务中。按理说，他们经过了国外的教育，更懂得国外的舆论环境，应该深入到我国的国际传播事务中，帮助我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但是，海归担当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重任或在我国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担任国际传播教育的重任的少之又少。

第八，我国国际传播教育和国际新闻传播业界的单位中缺少具有国际传播专业背景的领军式人才发挥领导或指导作用。大多数在相关行业担任领导的其实都是从地方媒体报道或全国性新闻报道取得成绩而得到提拔的。但是，国内新闻传播实践成功的经验最忌讳不加转化直接运用到对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指导、策划和布局中。

第九，我国央媒设立的许多媒体的国际版平台或品牌美其名曰“国际传播”，但却是100%的消息都是用中文发表的。比如人民日报国际版、新华社国际版都是中文的，英文的很少。增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和重构这些平台的机制和品牌的运营，减少“国际没传播、国际不传播”这一“假国际传播”自欺欺人现象的延续。

第十，官方媒体为我国唯一国际传播主体。目前为止，我国国际传播平台和内容几乎都是官方媒体推出的。但是，西方已给我国官方媒体均打上了国家（PRC State-sponsored）的标签。西方民众大多认为，由政府或国家资助的媒体缺乏公信力。这是当前我国国际传播效率不高的重要外因之一。有鉴于此，我国应该采用多主体的形式多做一些分众和民间的多种形式的国际传播。

第十一，我国官方国际传播媒体或平台之间似乎也缺乏合作协同机制。截止今天，我国官方国际传播媒体或平台至少超过10家。例如，除China Daily, CGTN, Global Times等，还有求是理论杂志的英文网站，人民网和新华网英文或外文网站等，但是，就重大议题的国际传播，我国这些外文媒体和平台之间的协同似乎还没真正开始，更不用与英美国家主流媒体之间以及与智库等机构之间高度的协同和高娴熟度的国际议程设置实践相比。

第十二，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与学术研究不存在合作协同机制。许多学者要么不屑，要么不会用外文写评论与消息。我国国际传播平台也常常觉得国际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另外，目前我国重点高校的业绩评价体系不把中外文评论和消息报道看作学者业绩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只做理论或学术研究，不做实践工作。但其实当今学者应该肩负起国际传播实践的重任，也应该是国际传播学者必备技能的一部分。当然，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书籍的英文版做好，也是建设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内大多数外文刊物刚刚起步，还没被评为SSCI学刊。 国内大多数学者对这类刊物也是不屑一顾。我国高校的业绩评价体系只认SSCI或CSSCI刊物发表的文章。

王羿欢：那您觉得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前应该怎么做呢？

贾文山：目前我认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最忌讳大轰大上。首先要有一个宏观的理论和战略指导，然后做一个科学宏观的设计，最后要做一步一个脚印和细致入微的能力建设工作。目前我国对国际传播实践，研究和教育急需进行顶层科学的设计，制定中长期计划。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应该考虑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间。接下来我还会针对这些怪现象提出解决办法建议。

王羿欢：好的，贾老师。期待下次的采访。

作者： 贾文山，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 王羿欢，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新闻系硕士生，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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